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邓小平为人熟知的风采集中体现在他的大魄力、大胆识、大智慧上，所谓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但其实，大凡高明的领导者，都不仅拥有超群的胆略和决策能力，也同样要善于全面、周密、细致地做具体工作。邓小平除了具备“举重若轻”的恢宏气度外，也拥有“举轻若重”的细致功夫。“精雕细刻”，就是邓小平成功处理具体问题的态度和方法。数十年“精雕细刻”地处理具体问题、打磨细节的丰富经验，也是成就邓小平治国理政“大智慧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　　1961年10月23日，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代表时说过一句话：“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，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，但是精雕细刻。当然，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，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，精雕细刻的工作，很深入的工作，结果得益处大，兵就不跑。”他还说过：“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，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。”在邓小平眼里，“精雕细刻”就是工作要“深入”、“细致”、“一点一滴”地积累。这种工作作风，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。

　　1961年10月那次会议召开时，正是“大跃进”后的三年困难时期。邓小平对“大跃进”有过深刻的反思。比如他曾指出，1958年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浮夸风，尤其是在宣传工作中。他的这次讲话在强调“精雕细刻”的同时，还提醒青年们不能一味“热热闹闹”，话语中也明显地包含着对“大跃进”运动中形式主义作风的批评。今天，关于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所走的弯路，人们通常有一种理解，即在一定程度上缘于用当年干革命的方法来搞建设。不过，如果从具体实践来看，则无论干革命还是搞建设，很多工作方法都是相通的，关键是用得好不好。如邓小平所说：“我们党的历史，我们党的传统，有热闹的形式，但是归根到底，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。”

　　以“新兵动员”为例，来看抗战时期邓小平等人在太行是如何“精雕细刻”地做宣传鼓动工作的。动员群众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首先是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，以激发群众的热情。具体办法是召集军人家属开会，或者举行军民联欢晚会，“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”。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，他们不仅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，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这样就拉近了人民军队和群众的感情距离，从而也改变了他们“惧怕军队的心理和‘好子不当兵’的观念”。这些都使招募新兵变得更为顺利。

新兵招到了，也不是万事大吉了。新战士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，有浓厚的家庭观念，不习惯部队生活，不懂得军事技术。为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坚强的战士，除了立即加强抗日教育外，还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。比如：接收新兵、开赴前线等环节，都要组织群众举行隆重的慰劳、欢迎欢送仪式；了解战士的情况，观察他们的情绪，解答疑问、解决困难；教育老兵不仅不能欺负新兵，还要帮助他们；伙食和衣物供给等细节也不能马虎。在一份总结征兵经验的报告里，邓小平特别谈到，还要“提倡战士写信回家，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，宣传家属抗日救国。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，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”。总之，要尽量减少新战士的困难和痛苦，使他们感到精神愉快。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“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”。这些举措看起来十分不起眼，甚至有点琐碎，然而正是这些“一点一滴”、细致入微的细节，成为邓小平做群众工作时格外重视的环节之一。“热热闹闹”也必须有，如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、欢迎场面，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对新兵物质上热心的帮助，精神上细致的指导解释、亲切的关怀，包括对家属的嘘寒问暖。采取这种与旧军队抓壮丁截然不同的招兵方式，招到的兵自然就不会跑了。像这样“精雕细刻”的工作例子，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还有很多。他本人还回忆和总结过这样的事：“我们禁鸦片烟运动，土改运动，那样大的规模，都不登报，搞得那么细致，搞得那么好，都是在深入细致的工作基础上搞好的。”总之，“一切工作的成绩，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”。

　　“大跃进”运动的开展过程和方式，与“精雕细刻”的工作方式显然不同，对比鲜明，因而引起邓小平深深的感慨。他指出：“这几年，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”，强调要“更加体会到党的传统经验是很宝贵的，更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它恢复起来，好好地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以后，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邓小平作更多的宏观思考和决策，不可能再在一些具体事项的细节上花太多时间，但我们从一些事例中，仍然不难看出他善于见微知著、大气中显精细的特点。比如他提出修建职工住宅时要安装好水管、煤气管道，还要考虑职工的洗澡问题，以提高职工生活的舒适度；他对“桂林一个小化肥厂，就把整个桂林山水弄脏了，桂林山水的倒影都看不见了”的状况很痛心，提出要有人抓这件事；他对搞好黄山旅游提出了不少非常具体的建议，包括“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”、“搞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”；还建议祁门红茶要弄成一二两一包的来出售，“包装搞漂亮些”，游客好带回家作纪念，等等。

　　据一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的人回忆，邓小平善于在作出大的决定后“大胆放手”，“不作具体干预”，“不多讲具体方法”，让下属充分发挥智慧、施展才干。按照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陈野苹的说法是：“既抓得紧，又放得开。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，他抓得很紧；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，他又放得开手。”这似乎跟他对“精雕细刻”、“深入细致”地做工作的倡导和要求有点矛盾。其实不然。邓小平在工作中是把“举轻若重”与“举重若轻”两种工作风格有机结合起来的，关键是视情况相机运用。比如他晚年常说要“算账”，他的一些重大决策，往往要把一笔又一笔大大小小的“账”精心算好以后才作出。可以这样说，邓小平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既得益于他那“举重若轻”的战略思考，也得益于他那“举轻若重”的“精雕细刻”、“深入细致”的唯实作风。